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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某与丈夫林某婚后育有二女一子，婚姻期间夫妻两人在湖北省天门市麻洋镇购买了三间临街房屋。后林某因病离世，刘某将麻洋镇的三间房屋售出，并用售房款购买了武汉市某小区住宅，用于自己和儿子林某甲生活居住。现买受人要求办理麻洋镇房屋过户登记，女儿林某乙、林某丙均表示愿意配合办理过户，但林某甲一直采取逃避态度处理此事。亲戚朋友多方劝导均无果，不动产登记部门因此无法向买受人办理过户手续，刘某遂将林某甲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裁判。

　　随后几天，林某丙多次致电承办法官，表示矛盾有升级迹象，家里争执不断。为了防止家庭矛盾激化，引发涉稳风险，在协调好各方当事人碰面的时间与地点后，12月12日晚，承办法官一行再次来到林某甲住处进行二次调解。为了消除林某甲的顾虑，经法官主持，各方对售房款项使用情况进行了现场核对，并对剩余的款项充分陈述了各自的意见。感念承办法官诚意，各方当事人对本次调解配合度较高，经法官居中调解，最终达成了一致调解意见。随着最后一名当事人在调解协议上签字捺印，该案终于得到解决，实现案结事了。

　　2024年初，天津市见义勇为协会结合《天津市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向上级主管部门汇报并提出让更多优秀见义勇为人员加入公安辅警队伍的建议。很快，这一建议得到天津市委、市政府和市公安局的高度重视，市领导专门作出批示，要求开通绿色通道，形成工作机制。此后，相关部门增加了几项报考资格，其中就包括获得国家或者我市见义勇为荣誉称号的人员。经过刻苦备考，刘威以笔试第八、面试第三、体测第一、综合排名第四的成绩，在同等条件下被优先聘用，如愿成为天津市公安警务辅助人员。

　　“急救室里还有三个病人和三四个医护人员，我担心他会伤害其他人，也担心他会继续自残伤害他自己。”24岁的刘欣怡当时没有多想，奋勇冲上前，她没有直接抢夺剪刀，而是用两只手握住了男患者拿剪刀正在朝内扎自己的右手腕往外掰。一边是一个身材魁梧的男患者，另一边是年仅24岁的女孩，刘欣怡被男患者拖得整个人摇摆不定。此时其他医护人员、男患者工友和医院保安都冲了过来，但男患者看见众人，更加狂躁，劲儿越来越大，将刘欣怡甩了出去，因为惯性，男患者也倒在了地上，刘欣怡抢过患者手里的剪刀，和簇拥而来的众人一起按住他的四肢，及时阻止了事态进一步发展。“欣怡，你流血了！”直到有人提醒，她才意识到自己锁骨到肩膀被剪刀划开了一道12厘米长已经露出脂肪组织的割裂伤口。

　　凌晨5时，伴随着监控显示心跳速度加快，男患者醒了，直愣愣地坐起来，没有刚刚还昏迷的样子，而是亢奋地睁大了眼睛，第一个动作就是躁动地拔掉输液管，拆掉身上的监护仪器，翻身下地。考虑到急救室的推车带轱辘，担心苏醒后处于迷糊状态的患者摔倒，几名医护人员连忙上前安抚，但男患者不知受到什么刺激，他不仅光脚下地，还用拳头开始捶打工友，几人推搡间来到了护士站，不顾众人的阻拦，他开始在护士站的桌子上胡乱翻找，直到找到了一把用来处理垃圾的剪刀，猛地捅向自己，划伤了肚子，流了不少血。

　　天津市见义勇为协会提供的数字显示，自2002年以来，全市共依法确认见义勇为人员2万余人，其中因见义勇为牺牲49人（被授予烈士称号17人），荣获全国见义勇为荣誉称号36人；被评为“全国见义勇为英雄司机”30人；市政府授予荣誉称号570人；评选出“津城百姓英雄”79名、“津城百姓英雄群体”17个、“津城见义勇为十大勇士”30组。中央政法委从2022年第三季度开始，每季度发布见义勇为勇士榜，到目前已经发布9次，每次都有天津的见义勇为人员上榜。

　　窗外的阳台大概30厘米宽，阳台的边缘稍微高出一截，女患者蹲坐在阳台边缘，脸对着屋内，目光呆滞，身后距离地面大约有30米，情况危急。窗户缝儿很窄，身高一米五，体重90斤的赵筱慕也不确定能不能钻出去，但容不得多想，她登上窗台，先把腿伸出窗外，然后整个身子用力往外钻，硬是挤了出去。这个过程其实很快，就是几秒钟，只记得肚子被窗沿刮得有点疼。一半身子钻出去的同时她用左手先把患者拽住，完全站在阳台上之后，立即双手紧紧抱住老人的腰。

　　EMC近日，云南省委政法委副书记、省见义勇为基金会常务理事吴朝武到文山州组织召开全省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调研座谈会之机，开展一年一度的年末岁首看望慰问见义勇为英模活动，旨向全省释放元旦春节走访慰问见义勇为英模的温情信号，让“德者有得、勇者有荣、助人有福”的价值理念厚植社会、深入民心，以看得见、摸得着、接地气的行动旗帜鲜明地为见义勇为英模撑腰鼓气。

　　慰问中，吴朝武与英模和家属亲切交谈、嘘寒问暖，对他们见义勇为的英雄事迹给予高度赞誉，对他们为平安云南建设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以点带面鼓励全省广大见义勇为英模珍惜荣誉、发挥示范作用，引领更多的社会公众见义勇为、见义智为、见义众为。并以此要求全省各州（市）和县（市、区）党委政法委、见义勇为工作机构加大对英模的褒扬关爱力度，精准做好新春走访慰问英模活动，推动形成全社会崇尚英模、学习英模、关爱英模的良好氛围。

　　每逢元旦春节走访慰问见义勇为英模及家属是云南学习贯彻习对见义勇为系列重要论述精神走深走实、以实际行动践行“不让英雄流血又流泪”的常态化工作惯例。据悉，近年来，省本级坚持每年春节按“牺牲3000元、伤残2000元、其他1000元”的标准向860余名省级见义勇为英模发放慰问金已近千万元。各州（市）和县（市、区）也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走访慰问活动。此举已成为了云岭大地扬正气、鼓士气的有效载体，也必将为发展壮大群防群治力量，营造见义勇为社会氛围，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持续汇聚磅礴力量。

　　黄海华系统讲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完善等方面内容。授课全面展现了在习法治思想引领下，立法机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推动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等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健全完善的生动实践。此次授课帮助法学院校师生深刻理解、真切感受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下步努力方向和重点任务，教育引导广大师生坚定法治自信，积极投身全面依法治国实践，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徐显明曾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山东大学校长、中央综治办专职副主任、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长期从事法学理论、法哲学前沿问题等研究，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徐显明在辅导报告中围绕学习贯彻习法治思想这一主题，结合大量事例案例，全面回顾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依法治国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刻阐述了习法治思想的重大意义、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对于深入学习贯彻习法治思想，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了系统讲述。

　　2020年10月，最高检发布《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听证工作规定》，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检察机关以听证方式审查案件工作。《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召开听证会的案件范围，即检察院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拟不起诉案件、刑事申诉案件、民事诉讼监督案件、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公益诉讼案件等，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案件处理等方面存在较大争议，或者有重大社会影响，需要当面听取当事人和其他相关人员意见的，经检察长批准，可以召开听证会。检察院办理审查逮捕案件，需要核实评估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是否具有社会帮教条件的，可以召开听证会。

　　检察机关在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过程中强化与相关执法司法机关协作配合；立足批捕、起诉职能，切实履行指控证明犯罪主导责任；秉持客观公正立场，该严则严、当宽则宽，确保依法准确适用；强化内外部监督制约，防范廉政风险；加强政治、业务建设，着力提升办案能力。最高检专门制作法治宣传片，以浅显、新颖的动漫形式阐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公安部大力支持下，2020年7月起在全国看守所、派出所、公安机关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循环滚动播放，一些犯罪嫌疑人受感召后主动认罪认罚。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补充”。司法机关应当审慎对待每一个涉民营企业刑事案件，充分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如果企业或其法定代表人在经营中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应当依法追究，让其付出相应代价，但是“稳企业、保就业”应当在依法办案的同时，注重尽量不要让这个企业垮掉。对于民营企业来说，企业负责人很关键，如果不审慎对待，可捕可不捕、可判实刑可判缓刑，捕了、诉了、送进监狱，这个企业很可能就会垮掉，影响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就业，还会影响当地的发展稳定。依法不捕、不判实刑，在依法办案前提下，采取从宽的办案方式，同时严格对企业进行依法治理、管控，是现代治理的有益探索，检察机关在组织试点。我们希望能够建立起与企业合规制度相融的检察工作制度，以丰富的检察实践，助力刑事追诉立法、司法、执法不断健全完善，适应经济社会更好、更稳、更高质量发展。

　　2020年5月7日，为完善机制，及时干预，严厉惩治、有效预防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推进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最高检与国家监委、公安部、司法部、教育部等8部门会签下发《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强制报告意见》明确规定，国家机关、法律法规授权行使公权力的各类组织及法律规定的公职人员，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及其从业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

　　我在福建主持了一起公开听证申诉案件，清华法学院的张建伟教授作为听证员参与、有力支持了这次听证。这起听证案件的效果很好，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这是一起涉及定性上是商业欺诈还是刑事诈骗的当事人申诉案件。申诉人坚持主张起诉欺诈人，当地检察机关认为证据还不够充分，当事人便从基层检察院一直申诉至最高检。我作为主持人到福建主持公开听证，在各方面的支持配合下，做到了案结事了，当事人双方各自尽到了法定义务，企业重新恢复活力。如果这起案件在基层检察机关作出相对不诉决定时就进行公开听证，可能就避免了当事人踏上为期三年的申诉之路。由此，公开听证的必要性充分凸显，该制度的优越性也充分显现。

　　经历司法实践检验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被认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创新，丰富了刑事司法与犯罪治理的“中国方案”。新时代，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有内涵更丰富、水平更高的需求，希望司法政策与时俱进，期盼社会长治久安；司法机关案多人少矛盾日益突出，必须遵循司法规律，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推动案件繁简分流。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党中央决定建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仅着眼于提升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更着重于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罪犯改造。2018年10月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检察机关是如何考量的呢？首先看刑事案件的整体情况：当前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和缓刑案件比例都比较大，也就是说现在多数案件为轻微刑事案件，占到80％左右；80%以上的案件是认罪的案件，所以是两个80%。也就是说，80%以上的案件，只要认罪认罚都可以适用这个制度。其次，最高检在2019年提出了一个70%左右的适用比例，就是要求各地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要达到70%左右的适用率。这个适用率，基于上述两个80%，是有科学依据的。

　　张军：谢谢莫野同学的这个问题。家暴问题确实值得重视，现在不仅有“男家暴”，也有“女家暴”。检察机关在办理涉及家庭暴力等案件时，要从司法办案引领促进和谐家庭关系建设、以检察建议为保护家庭弱势方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社会环境，预防相关违法犯罪。比如，2018年10月，最高检向教育部发出“一号检察建议”，这是在认真分析检察机关办理的性侵幼儿园儿童、中小学生犯罪案件后，针对校园安全管理规定执行不严格、教职员工队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儿童和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问题，首次以最高检名义发出的第一份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围绕“一号检察建议”的落实，我们还会同教育部等8部委出台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与公安部、教育部共建教职员工入职前查询性侵害违法犯罪记录制度，探索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督促和支持起诉、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询问救助等工作，未成年人保护法修改中均予采纳。目前，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特别强调检察机关对涉及未成年人的诉讼活动、重新犯罪预防工作等依法进行监督。检察机关要没完没了督促“一号检察建议”、强制报告、入职查询、从业禁止等措施的落实，不让“大灰狼”进入“小兔子”的安全空间，依法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承担主导责任，不仅是诉讼的承上启下的枢纽和监督者，而且是罪案处理的实质影响者乃至决定者。为了最大限度地激活这项制度，在2019年8月的全国检察机关刑事检察工作会上，最高检提出，到年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当月适用率要达到70%左右。70%适用率的目标，来自于司法实践的支撑。办案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比例达到80%左右，且呈逐年上升趋势。在这类案件中，绝大多数被告人85%以上一审宣判后不再上诉，认罪、认罚。对此类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行程序分流，符合刑事司法简案快办、难案精办的趋势。

　　张军：谢谢禹涵同学。法科学生更应关注社会现实，在实践中提升法律智慧。您关注的其实就是我们在司法实践中高度重视的金融风险问题，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突出问题，也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需要加大防范、惩治力度的问题。对于防范金融风险，习高度重视，多次进行专门强调。司法不能仅仅消极地受理、办理具体案件，更要能动、积极地反映社会需求，在司法过程中，研究分析倾向性问题、社会治理问题之所在，以检察建议、以典型案例引领向社会发出预警防治信号，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天气预报’，促进防范各类金融领域的“黑天鹅”“灰犀牛”，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维护人民群众在金融活动中的合法权益。这可以理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责。

　　张军：非常感谢东冉同学。这是一个涉及法理的好问题。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一大特色。以德治国靠什么？靠的是道德教育从娃娃抓起，把习强调的“引导和帮助青少年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的要求落实，学校、社会、家庭都要承担责任、共同努力，更加务实有效地加强青少年道德教育；靠的是文化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引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唯有运用、执行好法律，方能更好地推进国家治理。也只有将法治和德治紧密、有机结合好，我们的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近年来，全国各地发生了多起有性侵犯罪前科的人员持续性侵学生案件。各地检察机关经过探索实践，证实开展入职查询制度是行之有效的预防措施。2020年9月18日，最高检联合教育部、公安部共同发布《关于建立教职员工准入查询性侵违法犯罪信息制度的意见》。《查询意见》明确规定，中小学校、幼儿园新招录教职员工前，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在授予申请人教师资格前，应当进行性侵违法犯罪信息查询，对具有性侵违法犯罪记录的人员，不得录用或者不予认定教师资格。《查询意见》还明确规定了入职查询范围、适用入职查询的人员范围、查询方法、查询结果的应用及追责等，从源头上把“大灰狼”挡在校园之外。

　　EMC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习法治思想，2020年秋冬之际，由中央政法委、教育部联合主办的“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专题系列讲座再次走进高校，政法实务专家走上讲台，深入宣讲习法治思想的司法实践，协同培养卓越法治人才。根据此项工作安排，共和国首席大检察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和二级大检察官、最高检副检察长陈国庆先后于2020年12月14日和12月16日在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授课并与大学生互动答问，回应当代大学生的法治关切，深入探讨中国法治问题。

　　为什么各地差别比较大？关键就是看检察官是否积极努力、克服困难做好工作。适用认罪认罚程序，在审查起诉阶段实际上给检察官增加很多的工作量，包括以事实、证据、法律及有关案例教育、引导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这一工作，以前是诉至法庭后，主要由法庭去做。同时，还须请律师参与、阅卷，共同协商，达成一致，对检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议，与嫌疑人都予认同。同时还要做好被害人方面的工作，形成谅解、认同。这些工作量大、事难。从认真贯彻国家法律、实现公正和效率、真正化解矛盾，特别是履行好检察机关职责的角度出发，最高检提出适用率要达到70%左右。经过各地的努力，目标基本达到，不少地方到2019年12月份，单月全国的平均适用率达到了80％，2020年以来平均适用率已经达到了85％。比较高的适用率是可以实现的，这是基于我国刑事案件的实际情况、结构，在司法实践中提出的合理的目标要求。

　　2018年10月19日，针对校园安全管理规定执行不严格、教职员工队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儿童和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问题，最高检向教育部发送“一号检察建议”。这是历史上第一份由最高检直接向国务院组成部门发送的检察建议。“一号检察建议”发出后，全国检察机关与教育主管部门联合进行实地督导、明察暗访，检查中小学校、幼儿园3.86万余所，监督整改安全隐患6600余个。最高检会同教育部赴8个省区市进行督导，有力推动了校园安全制度的落地落实。2019年，媒体曝光的几起侵害女童事件令人揪心，落实最高检“一号检察建议”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再次凸显。对此，最高检态度坚决，强调“一号检察建议”要“没完没了”抓下去，以此为抓手，助推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法规的落实。几年来的司法实践表明，“一号检察建议’已成为撬动检察机关开拓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重要杠杆，成为促进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的重要牵引。

　　2020年10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专题听取最高检关于人民检察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的报告，对检察机关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工作给予充分肯定。2020年12月1日，最高检下发通知，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提出十个方面28条贯彻落实意见，要求各级检察机关对照审议意见和专项报告要求，有针对性加强和改进工作，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更高质量、更好效果适用。

　　在抓好娃娃教育的同时，检察机关高度重视在办案中引领提升道德规范。2020年12月25日，最高检党组在《人民日报》上发文指出：“在司法实践中，通过办案来引领、规范社会行为，是司法机关应承担的使命。检察机关在履职过程中也应注重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促进形成全社会普遍认可、充满正能量的价值理念和行为方式，更好守护公平正义、弘扬美德善行。”各级检察机关在履职办案过程中注重价值引领，促进全社会弘扬中华传统美德，通过办案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用法治的力量引导人民群众向上向善。如“杭州一女子取快递遭诽谤案”由自诉转公诉，被社会各界认为是维护公民正当权益、落实民法典人格权保护的积极作为，彰显出检察机关维护网络秩序、维护社会秩序的法治自觉，同时也警醒世人：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在网络空间的行为同样应遵守公序良俗和法律规定，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网民。再比如，2021年3月1日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明确规定了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近日，“辣笔小球”仇某贬低、嘲讽卫国戍边的英雄烈士，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同时，为维护英雄烈士的合法权益，在军事检察机关的支持配合下，南京市检察机关决定公益诉讼立案并开展调查。此前，江苏省淮安市人民检察院对当地居民曾某侮辱救火烈士的行为，依法提起侵犯英烈名誉权的民事公益诉讼。这些案件的意义重在从法律层面对当事人的侵权责任予以确认，引导全社会尊敬英烈、崇尚英雄、崇德向善，实现了起诉一起、警醒一片、教育和影响社会面的良好效果。

　　法律是准绳，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道德是基石，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检察机关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落实习法治思想和党中央部署要求的政治责任，一个发力点是道德和法治教育从娃娃抓起，确保法治副校长有用有效。如何将纸面上的“法”、案例中的“法”，转变为未成年人笃信、笃行的法律意识，引领青少年提升道德素质，让法治精神、传统美德真正抵达孩子内心？最高检领导躬身践行，率先垂范。2020年9月，张军以“民法典中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为题，与北京市第二中学师生共线区的师生代表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在“云端”听课。这已是张军连续三年秋季开学季到北京二中讲法治课，受到师生欢迎，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截至2020年9月，全国共有3.3万余名检察官在4.5万余所学校担任法治副校长。其中，有32个省级院检察长，省级层面实现全覆盖。针对新时代人民群众对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需求已经从“有没有”转变为“好不好”这一深刻变化，各地检察机关积极组织骨干力量研发精品课程，创作动画、动漫等未成年人喜闻乐见的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作品，打造标准化课件库，努力提升法治、德育宣讲质效。疫情期间积极开展线上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宣传，利用各种方式与学生展开互动，覆盖面和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各级检察机关还立足检察职能，在讲好法治课的同时，积极回应学校需求，通过为学校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参与化解矛盾纠纷、开展临界预防、参与校园周边环境综合治理等工作，支持、促进、强化学校以社会主义道德培育学生，协助学校解决安全隐患，共同创造安全和谐的校园环境。

　　严管又是如何体现的？检察机关在办理涉民营企业案件时，依法“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不判实刑的就提出适用缓刑的建议”。这些政策要真正落地，后续工作就应当跟上：谁来促进、检查落实涉案企业自我规范、守法合规经营？而不是简单的“案结事了”，经营中的违法犯罪可以不付出成本、只付出很不相称的极低成本。如果这样，对所有严格合规经营的企业而言，是不公平的，实质是不正当竞争，也无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在这个大背景下，为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20年3月，最高检启动涉案违法犯罪依法不捕、不诉、不判处实刑的企业合规监管试点工作，并确定上海市浦东新区、金山区检察院，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宝安区检察院，江苏省张家港市检察院，山东省郯城县检察院为试点单位。目前，最高检还对此专设指导组深化研究、加强指导，积极探索、努力推出既体现从严司法，让违法犯罪付出应有代价，又最大限度降低追诉成本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合规制度，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020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在办案的同时，坚持惩治结合，以惩促治，注重分析、研究、发现金融监管环节缺失等问题，为加强金融监管、深化治本举措纷纷发出检察建议，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贡献检察之智。其中，上海市检察机关通过精办大案要案、制发检察建议、加强理论研究、开展司法协作等方式，有力打击犯罪、防控金融风险。截至2020年10月底，上海市检察机关受理审查逮捕金融犯罪案件500余件800余人，受理审查起诉800余件1500余人。

　　司法改革有什么规律可循，又要达到什么目标？景汉朝指出，从改革内容看，我国的司法改革经历了“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的历程，从计划经济时代交易少、纠纷少、案件少，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类纠纷案件不断增多，司法体制改革也呈现出“强调当事人举证责任——庭审方式改革——审判方式改革——诉讼制度改革——司法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脉络，这一轨迹与逻辑，是对司法改革规律性认识的生动阐释，完全体现了问题导向，符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司法改革要实现的目标，就是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处理好公正与效率的对立统一关系，提高司法公信力，树立司法权威，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司法的风气。

　　经过多年的推进，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体制改革之路，有哪些原则必须坚持？又有哪些启示？景汉朝指出，我国司法改革的历程充分说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必须以习法治思想为指导，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无论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定舵把向、宏观设计，还是微观突破、落实落地，没有党的坚强领导，不可能实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立足于中国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在我们这个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单一制大国，盗窃罪的入罪标准，是适用同一标准还是区别对待更加公正？”“熟人社会、模糊文化、厌讼传统等，对司法和司法体制改革又有着什么影响？”景汉朝一连串的透彻分析，让师生们连连称赞。

　　景汉朝强调，向法官检察官放权，不能“一放了之”，司法责任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不断完善制约监督机制。建立防止权力干预司法的制度，有力震慑了领导干部“打招呼”、“批条子”，以及当事人“找门路”“拉关系”。当庭宣判挤压了关系案、人情案的存在空间。以庭审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等平台为代表的一系列司法公开和信息化改革，生动诠释了“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的道理。中国的全球营商便利度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大幅提升，世界银行发布《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评价民商事司法制度与法院工作质效的法院竞争力排名第5、其中“司法程序质量”排名第1，美国权威民调机构公布的2019年全球法律和秩序指数排名，我国排第3。这些成绩不时引起在场同学们的热议。

　　司法体制改革的重点是什么？景汉朝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将司法责任制改革作为“牛鼻子”，以此为主线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实行司法责任制，首先是把办案能力过硬的人员选拔到法官、检察官岗位上，把司法工作人员分为法官检察官、司法辅助人员、政工党务等司法行政人员三类，对法官、检察官实行员额制，推动法官检察官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其次是按照权、责、利一致的原则，赋予法官检察官办案权力，并对自己办的案件负责，既明确法官、检察官的办案职权，又明确责任，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追究制，以提高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再次是完善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制度，实行符合司法职业特点并与单独职务序列配套的保障和激励机制，确保权、责、利相统一。第四是因地制宜推进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防止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保障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司法权。

　　EMC这起备受关注的拐卖儿童案终于迎来结局。 背负17名被拐儿童、12个破碎家庭的悲剧，历经两年、四次审理，余华英最终被判死刑。 把她送上法庭的是杨妞花。29年前，余华英把这名5岁的女孩从贵州拐走，卖到河北邯郸，价格是3500元。两年前，寻亲成功的杨妞花报了案，不到一个月，余华英落网。 “我父母躺在坟头就是事实。余华英拐走我之后，我家人倾家荡产在找女儿。”12月19日，第六次和余华英在法庭上对峙时，杨妞花讲述了自己和其他被害家庭的经历。庭审从早上持续到下午，最后，她和数十位被害人家属一起，听到了意料之中的判决。2024年12月19日，余华英拐卖儿童案重审二审现场。图源：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微信公众号离断 余华英今年61岁，法院公开的庭审影像中，她瘦削，略微驼背，颧骨突出，一头短发灰白，常低着头。 杨妞花能感觉到余华英这两年的变化。回忆起之前几次见面，杨妞花记得，余华英曾在第一次开庭时道过歉，“她说‘我也是没有办法才走上这条路，我也觉得对不起大家，但是大家不原谅我，我能怎么办’。” 杨妞花觉得，余华英似乎曾想抗争。“她在庭外的时候一直哭，但一走到庭内就会抬头挺胸。”直到两个月前的重审一审宣判，杨妞花发现余华英有些变化，“她手一直在抖，垂头丧气，不再抬着下巴，也没有死死盯着我。” 在被拐卖的众多儿童中，杨妞花无疑是特殊的一个。据余华英供述，1995年初，她在贵阳租住，“（来贵阳）就是找小孩卖到河北邯郸的。”半个月没找到合适的男孩，她盯上了租住在一楼的杨妞花。一天早上，趁大人出去，她对女孩说“带你去玩”，就这样把杨妞花带到了贵阳火车站。 杨妞花儿时照片。受访者供图路上，杨妞花说“要回去”，对方就吓唬她：“把你从火车上扔下去。”她想上厕所也被拒绝，不得已尿了裤子，又被余华英踹倒在地。下了车，杨妞花被卖到邯郸姚寨村，成为一个聋哑男人的女儿。 远在南方的那个家庭从此坠落。杨妞花的姐姐杨桑英回忆，妹妹不见之后，父母每天都在找。怕人贩子把女儿带走，两人卷着被子住进火车站，父亲也开始酗酒。这样的日子过了两三年，耗尽全部希望的父母相继去世。杨桑英从此跟着外婆生活。 长大后的杨妞花也一直在找父母。她尽力拼凑着关于家乡的回忆，一点点打听，也向宝贝回家（寻亲公益组织）志愿者求助。2021年5月3日，她在网上发布了一条寻亲视频。事情很快有了转机，视频引起了上万名网友的关注，包括她的亲姐姐。 2021年5月15日，杨妞花回到了位于贵州毕节织金县的老家。她本计划站在父母面前，看看自己和他们长得有多像。但那天，她翻了山，找到了一小堆坟。她跪倒在疯长的蒿草旁。 杨妞花是余华英拐卖的第9个孩子。新京报记者梳理法律文书发现，1993年到2003年，余华英伙同自己打工时认识的龚某良（已故），以及自己的丈夫王加文，先后从贵州、重庆和云南拐卖了17名儿童，涉及12个家庭。这些孩子多是五六岁的男孩，卖出的价格一般是四五千元，最高的12500元。其中五起犯罪中，余华英同时拐卖了同一个家庭的两名儿童。 作案手法大同小异。余华英和龚某良每来到一个城市，都会一边租房居住、熟悉周围的人，一边物色目标。被她盯上的孩子，父母多半整日在外工作，有的摆摊，有的扫马路，余华英便以“买糖吃”“出去玩”为理由，将孩子带走，送到河北邯郸，通过中间人寻找收买人。 多个家庭因此深陷痛苦。有父亲直到去世也没看到孩子回来，临终前嘱咐妻子“不要放弃寻找”。有的夫妻因此有了矛盾，离了婚，变卖了所有值钱的家当来寻人。有父亲跑到电视台登寻人启事，跑去四川、河南打听。有父亲把所有收入都用在找孩子上，打工赚到钱就去各地找，钱没了就再打工。 “余华英把儿童当做商品任意买卖，严重侵犯被拐儿童的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同时给被拐儿童家庭造成严重伤害，致使亲情离断，难以弥补，有的父母为此身患疾病，甚至郁郁而终。”在最终的判决中，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这样描述。 受审 “我有一瞬间后悔了，我是不是不应该找家？渴望了那么多年的亲情，（到最后）什么都没有。”杨妞花总觉得，“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2021年5月15日，杨妞花（中）回到家乡，与外婆（左）、堂妹（右）坐在一起。新京报记者 彭冲 摄她决心让人贩子受到惩罚。2022年6月5日，杨妞花来到贵阳市公安局南明分局报案。警方立即立案调查，2022年7月1日，办案民警向阳告诉新京报记者，嫌疑人余华英已被抓获。 指认照片时，杨妞花一眼认出了嫌疑人。“她的形象在我脑子里一直存在，窄窄的脸，外眼角往下耷。” “瘦瘦的”“颧骨高”“黑黑的”，很多被拐儿童都对余华英有印象。 “中等身材，不胖不瘦，圆脸。”余华英也记得杨妞花。据报道，2023年7月14日，该案一审开庭时，杨妞花问余华英：“你还认得我吗？”余华英低声答：“认得。” 当时，检方只查明了余华英的8起拐卖事实、涉及11名儿童。余华英当庭表示认罪认罚，但无力赔偿多个被拐儿童家庭的经济损失。2023年9月18日，法院判处余华英死刑。她认为量刑过重，当庭表示上诉。 两个月后，该案二审开庭。被害人代理律师王文广曾透露，余华英一方提交了一份证据，“和她一同生活的男人出具了情况说明，证明2014年之后没有发现余华英再犯罪。但出庭检察员认为与本案无关，我们也认为无关，不足以成为减刑理由。”王文广告诉新京报记者，庭审过程很顺利，余华英虽然对拐卖11名儿童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但不承认曾殴打、虐待被拐儿童。 2023年11月28日，二审庭审现场。图源：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微信公众号未等到二审宣判，公安机关发现了新的犯罪事实，案件被发回重审。这次，余华英身上的另外4起犯罪事实、被拐卖的另外6名儿童终于浮出水面。 其实，余华英的犯罪道路比人们想得还要长。 2003年之后，她又于2004年拐卖了两名儿童。那次，她（使用假名张芸）被云南省大姚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年，经减刑于2009年5月18日刑满释放。她在服刑期间写下一份自述，称自己原是云南鹤庆县白族人，出生在很穷的家庭，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她8岁上学，但只读了两年，母亲便去世了。余华英辍学，回家劳动。17岁时，父亲去世。21岁，她结婚、来到重庆，两年后生了女儿。 而犯罪的起点也更早。据报道，在一审法庭上，余华英供述，1992年，她和打工时认识的龚某良生下一个儿子。但当时两人各有婚姻，无力抚养。通过邯郸的中间方，他们以5000元的价格卖掉了这个孩子。 正义 王文广曾在该案重审一审开庭时询问余华英，卖掉儿子后，是否想念过他。余华英答：“也想（念）过。” “那你有没有想过那些被你拐走了孩子的其他家庭，他们也会想念自己的孩子？”王文广继续问。余华英沉默。 那次庭审，余华英最后说了一句，“我伤害了这么多家庭，希望法院从轻处理，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但王文广表示，“这么多起（犯罪事实）她都未主动、如实供述，检方认为，这不符合从轻处罚的情形。” 今年10月25日上午，该案重审一审宣判。余华英再次被判死刑，也再次当庭表示上诉。很多被害人家属表示，虽然对判决结果满意，但余华英的持续上诉也伤害了他们的感情。 “持续上诉是她的权利，也在意料之中。”在重审二审开庭前，杨妞花连续几天睡不好觉。“每一次开庭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折磨，躺在床上就不由自主掉眼泪。”杨妞花在接受采访时坦言，“希望这是最后一次，我不想再面对她。” 杨妞花计划，只要在庭上有发言的机会，就要把自己了解的全部被害家庭的经历都讲一遍，“没有一个是完整的家庭。” 这几年，杨妞花也有了很大的变化。第一次见到余华英时，她心里全是恨，想要让她坐牢、得到严惩，“想硬碰硬，很担心会轻判。”第一次判决后，杨妞花的心突然放下来了，“掉泪掉了两分钟”，觉得父母终于可以安心，不再惦记她。后来，余华英一次次被重判，越来越多寻亲家庭团圆，网友也和她一起声讨人贩子，杨妞花心里的恨意虽然没有减少，但是她开始相信，正义很重要，正义也一直存在。 “这不仅仅是杨妞花追究人贩子余华英的一场审判，更是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杨妞花不再是那个孤胆英雄。”重审二审开庭前，杨妞花的代理律师王文广并没有准备新证据，他对一审判决认定的证据很有信心，对二审维持死刑判决也充满信心。 结果果然在意料之中。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余华英主观恶性极深，犯罪后果极其严重。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民事部分判赔合理，审判程序合法。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死刑原判。该裁定为终审裁定，将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2024年12月19日，余华英拐卖儿童案重审二审现场。图源：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微信公众号“全社会都务必高度警醒，形成反拐共识，让天下无拐，悲剧不再发生。”一名检察员在庭上发言。 数十位被害者家属到庭旁听，其间不少人流泪。有家属发言时难掩悲伤：“我就只有这一个孩子，偷走了，我一无所有。”有人注意到，余华英态度恶劣，时不时反驳律师。王文广透露，对于这次最终判决，余华英依然认为“过重”。 不过，这大概率是杨妞花最后一次面对余华英了，持续两年的较量终于告一段落。但她的事业还没结束。杨妞花计划，未来要继续帮助寻亲群体，“既然选择了这条路，我会坚持走下去。” 新京报记者 彭冲 编辑 杨海 校对 杨许丽

　　EMC新京报讯（记者 程亚龙）12月17日，媒体报道称福建省莆田市一名柯姓老人被带到民营医院“免费”手术，家属质疑医院存在套取医保行为，此事引发关注。新京报记者从莆田市医疗保障局城厢分局了解到，未发现证据证明涉事的莆田平安医院在诊疗过程中，存在套取医保的情况。下一步医保局将联合卫健部门，对涉事医院进一步检查。据报道，10月23日，莆田市一名76岁的柯姓老人，被人以“免费体检”的名义，带到了离家20公里外的莆田平安医院进行检查，并于当天住院做了白内障手术，出院后的第二天晚上，在家中摔倒。家属质疑，老人有高血压、高血糖等慢性病，不能操劳，加上家属对手术不知情、住院期间无人照料，才导致意外发生。老人的儿子称，老人住院期间的诊疗费共计4050元，其中医保报销3235元，剩下需要自费的800余元医院也未收取，甚至住院两天的伙食，也是医院也管了，“这肯定跟套保有关系。”媒体在医院暗访发现，多名老人表示，在该院三餐、体检等都是免费的，有人开车把他们从家中接到医院来。免费诊疗、管吃包住，其中是否存在套取医保行为？12月17日，莆田市平安医院办公室相关工作人员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称，医院于2023年营业，因为是新医院，在为患者做一些诊疗项目时，作出了优惠，未收取需要患者本人支付的费用。柯姓老人诊疗中涉及的项目，医院都做了，并不存在套取医保的行为。对于其他老人被车接到医院免费体检的问题，该工作人员也表示，该院是一家综合医院，老人到医院后也是正常的检查，若患者不需要治疗或达不到手术条件的，不会强行手术。针对此事，莆田市医保局城厢区分局相关工作人员回应称，经工作人员调取柯姓老人的病例，并询问当事人相关情况，发现涉及医保费用的诊疗项目，医院都做了，目前无证据表明莆田平安医院在这次诊疗过程中，存在套取医保的情况。对于其他老人被人接到医院“免费体检”，是否涉及套取医保的问题，下一步医保局将联合卫健部门，对涉事医院进一步检查。公开资料显示，莆田平安医院是一级医院。2024年4月，该院曾因诊疗活动超出登记范围，被城厢区卫生监督所处罚2万元。编辑 杨海 校对 刘越

　　EMC新京报讯（记者张静姝）新京报记者获悉，“冬季行动”开展以来，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安全保卫总队在全市公共交通领域组织开展安全隐患集中排查整治行动，及时排查整改各类风险隐患，为群众营造安全、有序的公共交通出行环境。 北京公交警方全力做好轨道交通大客流应对，结合刚刚开通的3条地铁新（段）线，加强与运营企业、行业主管部门对接沟通，提前研判客流态势，细化完善大客流疏导应对预案，强化纵深疏导措施。同时，结合岁末年初各类游园庙会、促销展览等活动，北京公交警方围绕节假日繁华商圈、公园景点等地区周边车站，细致梳理大客流点位，针对性加大警力投入，督促企业加强客流监测，强化运力保障，共同做好秩序维护和客流疏导工作。 工作中，北京公交警方对重点站区及周边易出现“黄牛”倒票、“黑车”等违法行为开展严厉打击，特别是围绕即将到来的“春运”，重点站区派出所在辖区内开展“黄牛”倒票违法行为专项打整，全力打整此类违法犯罪行为。日前，前门站派出所依法查处巫某某在地铁站内倒票的违法行为，公安机关已对其依法行政拘留。 结合冬季天气寒冷、干燥等气候特点，北京公交警方围绕公共交通行业内部重要基础设施，一方面指导企业健全内部安全管理制度，逐项建立落实安全监管工作措施，细化安全检查流程，并会同主管部门持续开展安全检查，最大限度排查运营安全隐患。另一方面，北京公交警方加强对企业员工的培训演练，提升地铁、公交、长途客运等员工的安全驾驶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此外，北京公交警方还深入企业、公共交通重点公共区域有针对性地开展反诈、防盗等法律法规及安全常识宣传，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能力。编辑 杨海 校对 张彦君

　　EMC新京报讯（记者张静姝）12月17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携手相关成员单位，举办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光合计划”启动仪式。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以下简称“超越”）副主任李涵在启动仪式上作了演讲，她提出，在事务所服务的600余名3岁到18岁的涉案未成年人中，日常生活会使用网络的占比高达97%，网络已经是未成年人重要的成长空间，建设一个更加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是每个成年人都需要面临的课题。李涵在仪式上发言。图源：海淀检察院 李涵表示，自2010年起，海淀检察院未检处和超越一起为2000余名涉案未成年人提供了支持与教育，通过扎实的实践，探索出社会调查、观护帮教、观护救助等五项司法保护模式，总结提炼为《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规范》国家标准，在去年由最高检、团中央、民政部正式发布实施。 网络保护对未成年人保护的重要意义毋庸置疑，李涵现场分享了三组数据，第一组数据是97%和90.5%。根据超越2023年的数据，所服务的600余名3岁到18岁的涉案未成年人中，日常生活中使用网络的占比高达97%。其中，拥有自己的互联网设备的未成年人占比为90.5%。可见，网络已经是未成年人重要的成长空间，“像建设学校、体育场和音乐厅一样，建设一个更加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是我们每个成年人都需要面临的课题。” 第二组数据是“5岁”和“20岁”。李涵提到，机构2023年的服务数据中，首次使用网络最低年龄为5岁，而他的父母，首次使用网络的年龄约为20岁。显然，这一代未成年人的成长空间，是家长所没有经历过的，网络究竟会带来什么影响？在网络空间中成长会遇到什么风险和困难？是家长们普遍缺乏思考的问题。 在李涵看来，就像小时候父母会对孩子说“这是电，这个插销不能碰”一样，网络中的电门在哪里同样需要家长去了解并告知孩子，而家长也需要这方面的专业支持和引导，也是需要通过实践研究才能找到答案。 第三组数据是39和115。2023年的服务中，超越共对39名涉嫌性犯罪的未成年人和115名被性侵害的未成年被害人开展了专业服务。在大量的访谈资料中，李涵和同事们发现三项重要因素影响了未成年人的行为机制，即个体要素、空间要素和互动要素。每一个要素，都与互联网息息相关。其中空间要素主要是以互联网为媒介，使未成年人增加了对互动对象的情感漠视现象，他们容易将网络对面的人视为虚拟，也就无法真切共情而肆无忌惮。 “在这种新的未保形势下，挑战无疑是艰巨的，”李涵认为，大家仍需要大量的资料收集，不断去学习、去了解，未成年人真实的经历是什么，真实的需要是什么。超越已经开始研发系列的法治安全教育课程，期待能为更多的未成年人、家长、老师带去指引，告诉他们网络空间成长的“电门”在哪里。编辑 杨海 校对 张彦君对政府工作，你怎么看？期盼怎么干？对稳住楼市股市有何高见？是否遭遇趋利性执法问题？外贸生意怎样？法定退休年龄变化，对你的工作和职业规划有何影响？欢迎@国务院。

　　EMC12月20日上午，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的检察公益诉讼十周年座谈会，最高检副检察长张雪樵在座谈会上介绍，检察机关始终聚焦民生所盼，以公益诉讼办案实效守护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针对江河、湖泊、运河、水库等地表及地下水体的水污染、水生态、饮用水安全等问题，重点强化对大江大河大湖水污染及城乡黑臭水体等的办案力度，办理公益诉讼53.9万件，占公益诉讼总数的48.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