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鱼体育-博鱼体育官方网站-最新网址延安时期的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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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任何借口、“迅速确切”地执行党的决议，这是延安时期中国对每个成员遵守纪律的要求。幽默而又严肃地说：“孙行者头上套的箍是金的，列宁论的纪律说纪律是铁的，比孙行者的金箍还厉害，还硬，这是上了书的，《运动中的‘’幼稚病》上就有。我们的‘紧箍咒’里面有一句叫做‘写笔记’，我们大家就都要写，我也要写一点。”陈云总结了破坏纪律之人的几种借口：一是以上级政治上正确与否作为守纪律的条件，二是以对方能力大小作为守纪律的条件，三是以地位高下作为守纪律的条件，四是混淆不同的历史条件。有了这些借口或所谓的根据，党员不守纪律，党的决议往往成为一句空话。

　　党的纪律既然是一种约束，那么违反纪律就必然要受到组织处分。当时，因为日本侵略者一次次的重点扫荡，抗日根据地的环境变得异常艰苦，中组部挑选了10多名来自东北的，准备派他们回到家乡去开展工作，其中7人以种种理由推托不去，最后由正式党员降为候补党员，其中1人给以严重警告的处分。为此，陈云专门在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上发表文章，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组织部门的决定一旦形成，绝不能讨价还价，而要没有任何借口、“迅速确切”地执行。

　　纪律面前特权无所遁形，纪律面前没有特殊公民，这是延安时期中国具有极强纪律观念的真实写照。当的表兄文运昌得知在延安做了“大官”而请求介绍工作时，回复：“吾兄想来工作甚好，惟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至总司令下至伙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与此类似的是，陈云有一次在进延安城北门时被岗哨挡住，在认真系上了风纪扣后，哨兵才让陈云进去。这个风纪扣就是纪律扣，系上的是纪律的一视同仁。

　　延安时期，中国对于违法乱纪的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一经发现，均按规定给予处分。当时严肃处理了两起具有较大影响的案件：刘振球案件和黄克功案件。两人都参加过长征、战功赫赫。刘振球犯了严重官僚主义、侵吞公款等错误，“经常拿公款购买私人奢侈品，几个月中，此类费用在300元左右，又将公款240元私吞”。黄克功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期间因逼婚不成枪杀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对党和军队造成了很坏影响。对刘振球，总政治部党务委员会作出如下决定：“为着巩固党，严格党的纪律，特开除刘振球的党籍，交法庭处理。”而黄克功，则被交付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根据这一思想，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重申了党的纪律。任弼时在《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中提出“测量党员党性”的五个主要标志，其中第四个就是“要遵守党的统一的纪律”。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决定因素之一就是“党的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每个党员都必须遵守，不得逾越”。当时的延安大生产运动，也成为纪律教育运动，、周恩来等人不仅是倡导者、组织者，还是直接参加者，率先垂范，以身作则。

　　反过来，凡是违反组织纪律、践踏党的纪律者，不论其资历深浅、职位高低，党组织决不姑息手软，必定严惩不贷。赵文源曾是八路军合作社副主任，对婚姻问题没有正确态度，结婚时不报告党组织，婚后恶待新妇；雇工人打窑洞时扣工人工资，结婚私用公款420元。第十八集团军总支委员会发出《关于开除赵文源党籍的决定》。再如肖玉璧，他利用担任清涧县张家畔税务分局局长之便利，贪污受贿，甚至把根据地奇缺的粮、油卖给军队，贪污公款3050块大洋。案发后，边区政府依法判处其死刑。延安时期的纪律工作正是从领导干部做起，从小事抓起，树立典型，形成震慑，使纪律成为带电的高压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