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中国年”的博鱼体育-博鱼体育官方网站-最新网址三月三：梁山泊的清明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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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理说，九九重阳节既然已经放假三十天，那么，水泊梁山的弟兄们同样会在三三清明节也放这么多天的假。在这出戏里，尽管蒙吴用等众兄弟们求情，违反山规多在山下浪荡了十天的燕青没被杀掉，但却在挨六十大板的杖刑过程中急火攻心猛地双目失明，于是宋江打发他下山求医，治疗眼病。结果燕青在山下遇到了针灸医术高明的燕顺，给他治好了眼病，两人因此结拜为兄弟。燕青得以与燕顺相遇，是燕顺在“三月三清明节”里到山寨前的同乐院烧香，并在同乐院门前的酒家吃酒。可见在这出戏里三月三依然是一个的重要节日。

　　明朝继承了元人这一风俗。郭勋在嘉靖年间编刻的《雍熙乐府》，所收一《耍孩儿》曲有句云“到春来，赏清明，三月三，整杯盘，祀祖宗”（郭勋《雍熙乐府》卷七），虽然体现了三月三过清明的情况，可这支曲子到底是撰著于元代抑或明代并不清楚。不过在明末人冯梦龙编著的《警世通言》里，有一篇《乐小舍拚生觅偶》的故事，讲述南宋临安府钱塘门外开杂货铺的乐家有子名乐和与名门之女喜顺娘相爱成婚的经过。这位乐和小哥，因对顺娘思慕不已，“每遇清明三月三、重阳九月九、端午龙舟、八月玩潮这几个胜会，无不刷鬓修容，华衣美服，在人丛中挨挤，只恐顺娘出行，侥幸一遇”（《警世通言》卷二三）。作为历史资料来读这借南宋名义演说的爱情故事，它所体现的应是明朝当时的情况。

　　至唐朝，杜甫在《清明》诗中有句云“逢迎少壮非吾道，况乃今朝是祓除”，“祓除”是上巳日惯行的行事，唐人也是于三月三日过上巳，杜甫在《清明》诗中说“况乃今朝是祓除”，显示当时的清明并不一定要在上巳日过，这一次只是碰巧赶上了而已，故谓“况乃”云云。宋人蔡梦弼作《杜工部草堂诗笺》，谓“唐气朔大历五年三月三日清明，以是日清明适值上巳，则祓除之义尤明矣”（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卷三九《清明》），其说早已指出上述旨意。杜甫这一写法，正显示出唐朝并没有三月三过清明的习俗，大历五年这一次只是巧好把三月三和清明赶在了同一天而已。

　　“本命日”同十二“节气”本来分属于两套完全不同的天文历法体系——前者属于阴阳混合年，我把中国历史上的阴阳混合年称作“中国年”；十二“节气”则属于太阳年。由于中国的阴阳混合历，有所谓“大尽”（三十日）、“小尽”（二十九日）的区别（或称“大建”、“小建”），而且“大尽”、“小尽”的设置并不规律，所以凑巧赶上宝佑四年和至元三十一年那样一年十二个本命日同十二“节气”一一密合的情况是相当稀少的。不过若只看一年开头的前几个月，二者相合的概率还是较高的。如雍正十二年至道光九年这前后九十六年期间，共五见元日立春，其中四次惊蛰都赶在二月二日，三次清明也都赶在了三月三日、立夏也都赶在了四月四日（清姚莹《康輶纪行》卷一五）。

　　另一方面，还有一个节日设置的密度问题。年虽然不能天天过，但若有着人们的性子，天天过节，却是不错的生活。可要真是这样，那什么时间干活挣饭吃呢？要是又官府出门安排假日的活动，那还有个能不能折腾过来问题。当初唐德宗在设置中和节时，就考虑过相关的问题，谈到了“上巳日与寒食往往同时。来年合是三月二日寒食”（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一三《中和节》“赐宴会”条引《邺侯家传》），这样在二月就没什么像样的公休假日了，所以才考虑所谓中和节之事。

　　自唐德宗以来，这两个节日就受到社会的普遍重视，相沿日久，也就很自然地吸纳进来与之邻近的清明节，稀里胡涂地把两个节并到一起过了。——这就是“三月三清明节”得以形成的另一项因素。清人桂馥在谈到清明节习俗时，曾讲过如下一个情况：“清明插柳枝于门，又编柳圈戴小儿头上。案唐《景龙文馆记》：上巳日上赐侍臣柳桊各一，云带之免虿毒。馥谓乡俗亦此意，但清明、上巳不同耳。”（桂馥《札朴》卷九《乡里旧闻》）这里讲的，应该是清代上巳与清明完全分离之后的情况，但乡俗之间能够把唐代上巳的习俗挪移到清明之日，则应该同元代开始的在三月三上巳日一同过清明节的做法具有直接的关联。